周恩来晚年岁月

身为周恩来身边最年轻的秘书，纪东亲历了“文革”中后期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风波，诸如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经验主义等。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倾注心血、竭尽全力，力挽狂澜的艰辛历程。

01

1968年8月12日，对24岁的纪东而言，实为不平凡之刻。当天，他接到所在部队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的紧急召唤，被要求前往家中一趟，那里将有组织上赋予他的重大任务待议。

纪东接到通知后，我于下午2点钟即刻前往杨德中同志的家中。他随即向我提及此事，提及周恩来同志急需一位年轻干部担任秘书一职，并征询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职务。

当时，我心中满溢着喜悦，未经深思熟虑，便立刻欣然应允。他追问我的想法，我却一时语塞。那时的我，唯有喜悦与荣耀感油然而生，幸福感充斥心间。我未能及时提出具体想法，只是简单而郑重地表示了愿意，并承诺必定完成任务。如今回想，那时的答复不过是情感冲动和荣耀感的驱使，至于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是否具备相应条件，以及秘书的工作性质等，这些问题都未曾深入思考。

纪东回忆道，那是在1962年，他初入军旅，尚是一名新兵之际。一次在北戴河执行值勤任务的小憩时分，他偶然目睹了周总理的风采。当时，总理正与某人交谈，言谈间，总理突然露出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如此生动，令纪东至今记忆犹新。

纪东8月12日，杨政委与我进行了谈话，并最终确定了我在8月15日将正式入驻西花厅办公。翌日清晨8时左右，总理结束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径直来到了秘书办公室。

随着距离的缩短，总理的络腮胡子显得格外浓密，一头头发也已斑白，相较于六年前的那次相见，他的面容显然苍老了许多。行走间，他的步伐不再像往昔那般神采奕奕，显然是一整夜的辛劳使他显得疲惫不堪，背部微向前倾。那时的总理，已是筋疲力尽。

数月悄然流逝，周恩来始终未曾与纪东进行过交谈，直至1969年4月的那个夜晚。

纪东那天傍晚，总理选择留在家中，与邓大姐共进晚餐，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团聚时刻。用餐间，总理将我唤至身边。总理说道，原本打算与你深入交谈，探讨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升秘书工作的能力，然而一直未能如愿。今日，便让我正式与你展开这场对话。你已经在工作中承担了部分职责，表现可圈可点。今后，希望你能在实践与工作中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在此，我不对你提出其他要求，只强调一点：务必注意保密，这是我们的纪律要求。

一是身心俱疲，二是愤懑难平，三是忧虑重重，四是义愤填膺。

1970年炎炎夏日，恰逢庐山会议前夕，一个午后，总理正于休憩之中，纪东受邀至其办公室整理案卷。不经意间，他瞥见办公桌上放置着一张32开大小的素白纸张，上面用铅笔勾勒出总理所书的一句戏词：“不公与不干。”紧接着，他又看到了这样一段描绘：“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盼雨降，采桑女子喜晴干。”

纪东：因此，我坚信总理是在万般无奈中挥毫泼墨的。众所周知，二月与八月，正是最难把握时节，因为那时穿衣搭配颇为棘手，时而寒冷，时而炎热，变幻莫测。正逢春夏交替或秋冬更迭之际，天气无常。总理以这几句诗抒发胸臆，或许是对内心痛苦与无奈的一种宣泄。然而，诗成之后，他依旧需投身工作，忘我奉献，为大局着想。

当时，总理负责主持政治局的日常运作。对于一位总理而言，协调好各方关系实属不易。在这种压力之下，总理的内心难免会感到些许压抑，这一点我们也能从他的神态中窥见一二。总理似乎并不开心，他的神情似乎也显得有些拘谨。

02

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在我国的共和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党章明确指定的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林彪，带着妻儿，乘坐256号三叉戟客机，从山海关机场擅自起飞，疯狂向北方逃窜，最终在蒙古国境内飞机失事，命丧黄泉。这一事件，即为历史上有名的九一三事件。据纪东回忆，周恩来总理在听闻这一噩耗后，即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详询事态，部署工作，连续数日数夜未曾合眼。作为总理的秘书，纪东亦跟随其身侧，共度那段紧张而焦虑的数十个小时。

纪东：直至9月13日清晨，接到了广州军区丁盛的电话，我才真正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总理指示小纪火速前往人民大会堂，并随身携带电话记录。我依照指示抵达人民大会堂，总理随即告知，自此刻起，我不得回家，需随他处理相关事务。

纪东回忆道，在9月12日的夜晚，他正于西花厅值班之际，接到了时任海军政委李作鹏的电话，电话中报告称，总理所询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正停靠于山海关机场。翌日凌晨4时有余，总理的另一名秘书钱嘉东将纪东从沉睡中唤醒，告知北京卫戍区传来消息，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地区紧急降落，已被民兵所包围，并已向总理进行了汇报。纪东回忆称，当时他们心中感到事态颇为异常，却苦于无法揣摩其背后的原因。直至日出时分，即7点半，他们接到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电话，要求他们向总理汇报情况。

纪东丁盛的电话中，提及了“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与他斗争到底”的言论，这在过去是从未听过的。以往的说法通常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与他斗争到底”，如今林副主席不在了，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我们心中不禁暗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我们不敢多言，也没有深入思考，但总理一连多日未归，这在以往是极为罕见的。总理向来无论多晚都会回家休息。至于邓大姐那边，情况也不得而知。我们俩开始分析，国内近期是否出现了什么不安的材料，或是有什么异常的迹象。我们反复琢磨，却始终找不到头绪，但总觉得大事即将发生。丁盛的这个电话显得格外可疑，但我们又不敢过多地联想。

9月13日的清晨8时，纪东步入人民大会堂，他依稀记得周恩来当时的神态颇为自然，却分明能察觉到他脸上的疲惫。事后，纪东方才了解到，就在这同一时段，林彪乘坐的飞机已经从中蒙边界的上空神秘消失，已超过六个钟头。此后，从当日的黎明直至午后，周恩来亲自拨通了11个大军区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电话。

纪东：总理亲自致电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告知他们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庐山会议上首位发表报告的个体，携同妻子与儿子一同逃离。此言一出，凡参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者皆能猜出其人身份，然而在电话中，总理并未直接提及林彪的名字。或许是电话信号不稳定，对方表示难以听清，总理不得不重复一遍。当我见到总理时，他的嗓音已变得沙哑。

此刻，纪东与众多人等共处焦虑的等待之中，直至外交部的一通电话打破了沉寂。

纪东：“你看，好好，果然是……坠毁了。”他示意我看，方知那架飞机不幸坠毁，事故发生地位于温都尔汗科特省的温都尔汉矿区，四周皆是广袤的草原。飞机在强行着陆时翻覆，随后发生爆炸。

纪东回忆称，在那个时刻，人民大会堂中唯有总理与他知晓这一秘密。随后，周恩来亲赴118号房间，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相关情况。紧接着，针对九一三事件及其背后林彪集团的深入调查随即展开，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林彪专案组的组长。纪东回忆道，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约一个月的一个清晨，周恩来同志在连续奋战了一整夜之后，按响了电铃，将他唤至办公室。

纪东：我提及，总理召唤我，他应声后，语气显得格外严肃。这让我心中一紧，不知发生了何等重大的事。他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1971年10月某日”。我并未感到异样，心想或许是总理笔误，自九一三事件后，总理给主席的报告多次，从未有过此类错误。我想，或许是因为连续多日工作，他早已疲惫不堪，这才导致了这样的笔误。他告诉我，信的内容已经准备好，但信封却写错了。他让我撕毁信封，并提醒我要加强审核，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我照做了。当时，我心中不禁疑惑，信封撕毁后不就解决了吗？为何还要特意叫我来？然而，总理并未这么做。他明确表示，这是要提醒你们负责把关，今后要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03

纪东记得，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经两次问他说：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经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难的不仅是出事后的林彪。总理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纪东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纪登奎叹了口气说，总理也不容易啊。1972年3月5日，江青命令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议事”，指责她身边的护士赵柳恩要“毒害”她，由此惹出一场轩然大波。周恩来为了平息事态，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护士许奉生调给江青。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平时难见真容，偶尔显峥嵘。”

纪东依据总理的明确指示，部长级及以上官员的信件，我们不得擅自拆阅，知名人士的信件亦是如此。因此，在收到江青的信件时，要么是在她面前亲自拆封，要么是她自行拆开。而这封信，正是在她面前由我亲手拆封的。拆封后，我并未阅读，便直接呈递给了总理。总理浏览过后，感叹道：“这是一首诗，你过来瞧瞧。”我心想，既然总理让我看，那就看看吧。

“这诗不成体统，你拿去修改吧。”就这样，那诗便落入了我的手中。我心想，我还能修改这首诗吗？然而，我也深知自己无此能力，因为在此之前，总理曾批评我五音不全，发音不标准。

将那些无需再审批或等待审批的文件存放在一个固定的文件夹中。需要时，我可以随手取出；若无人询问，便让它静置。那封信就这样一直放在那里。至于她那首诗，大约过去了一个月后，我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了它的发表，还附有照片。至于发表过程中的其他细节，我就不得而知了。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在这一时期收到了成效。在政治上，批林整风运动，解放了大批老干部，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职务。在经济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时间进入1973年，北京的政治空气日渐凝重。到了1973年11月13日，由于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军事问题的会谈。事后，毛泽东大发雷霆。

纪东：此事的起因实则并不繁复，有人向主席反映，指出总理在中美谈判中有所偏向。主席误信了这番言论，遂认为总理有所偏颇，因而组织了对总理的批评，甚至提议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学习外语，以免上当受骗。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会人员自然要遵从主席的指示，对总理进行批评，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情形。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很多人揣度上面的意思和周恩来划清界限，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周恩来招架困难。江青更是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纪东然而，当批评达到一定程度时，主席便示意停止，表示无需再继续。自那之后，批评声自然也就消失了。总理的一生，对于他人对其错误的指正，或是他本人意识到的过错，总是虚心接受，勇于承担责任，对自己严苛剖析。在此次会议上，总理同样保持了这一态度，最终也进行了自我检讨。至于此事，对于那些批评他或曾误判其行为的人，总理从未追究个人责任，也未曾与他们疏远，对他们毫无猜疑与怨言。据我所知，总理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任何人的坏话，真的，从未听闻。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同意了王洪文与江青的请求，党中央随即转发了由江青主持编纂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所面临的政局愈发严峻，而他的健康状况亦每况愈下。进入1974年春季，周恩来因大量便血，每隔半月或一月便需接受一次输血治疗。

纪东：总理正在输血，预计半小时后完成，待总理输血完毕后再行安排会议。

令纪东始料未及的是，仅仅五分钟过后，王洪文的秘书再度来电，急切地表示会议时间必须立即确定。

纪东那我也只得默默忍受，不敢再言语分毫。于是，我又和大姐、钱佳铜商议，看来不向上级汇报是行不通的了。那么，该如何汇报呢？经过一番讨论，我们最终决定，由我亲自撰写一份便条。条子上写着：“王洪文同志来电，称江青同志需要确定今晚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以便她能安排其他事务。”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张便条从门缝中塞入，放入总理的房间。室内恰好有医生和护士在值班，负责给总理输血，我便请他们适时转达总理。总理的保健医生看到这张条子后，也意识到此事若不汇报恐怕不妥，毕竟纪东不会无缘无故写下这样的便条，这显然是事先商议好的。于是，他将总理唤醒，告知江青同志需要确定晚上的活动安排。总理听后顿时怒火中烧，果断拔下针头，拒绝继续治疗。

04

1975年二月，张春桥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必须对经验主义的潜在风险保持警觉，并将反对经验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他批评周恩来于1972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认为这是“追随刘少奇路线”的表现，并借此暗指周恩来不久前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可能重蹈斯大林之覆辙，即“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同年三四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众人物借助他们所控制的舆论机器，连续推出一系列倡导反对经验主义的报道与文章，引发了反经验主义的浪潮。据纪东回忆，当时周恩来总理对这一事件的回应态度坚定，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策略。

纪东：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总理从一开始就持不同意见，主席随后亦表示了反对。总理深知经验和经验主义并非同一概念，因此在身患重病之际，他仍让我们搜集张春桥在总政所作的《关于宣传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讲话》相关内容，整理各类小报资料，并将电报内容寻得。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应当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这涵盖了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个方面，它们均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不应仅强调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此批示坚定地站在了周恩来同志的一边。

纪东“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老同志呢？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这难道可以归咎于经验主义吗？”并要求我找出相关的小报。他当时的话语非常具体，正是由于这番言论，那股批判浪潮最终未能继续，得以平息。

1975年深秋十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已无力离开病榻起身。据相关资料显示，自1974年6月1日起，周总理共经历了14次手术，与同志们交谈233次，接待外宾63次，主持及参与会议超过40场。其间，在医院内召开的会议有20余次，而外出参与会议的次数也达到了20次。

纪东：“总理总理，我身为国家的总理，在这关键时刻，我不能推脱责任，这份工作非我莫属。”

纪东回忆道，多年来，他在总理身边履职，深知总理对京剧的钟爱、对乒乓球的热爱，以及与孩童们相处的欢愉。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间，由于时间紧迫，这些往昔的乐趣变得尤为珍贵。对于周恩来而言，睡眠甚至成了奢侈的享受。

纪东“我也想休息，何时才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呢？”他同样疲惫，同样有着血肉之躯。

纪东犹记得，在总理住院的时光里，他不仅频繁地通过电话向秘书们部署事务，有时亦会将他们召集至身边，亲自交代工作、整理文件。在这诸多场景中，最为纪东所铭记的，莫过于最后一次整理文件之际，周恩来从众多文件中精心挑选出了一份。

纪东我提及这份文件，其内容涉及铁道部和铁道兵，鉴于这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涉嫌参与林彪政变，因此曾调动了一个营的兵力介入该事件。当时，他向我明确指出，调动一个营的兵力并非事实，并叮嘱我牢记此事，待他出院后，他将亲自处理。我自然铭记在心。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总理未曾再次出院并恢复办公，此事最终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纪东心中铭记，那卷文件成为总理生前最后一份待审的公牍。当年10月，周恩来总理再次入住医院接受治疗，纪东受命留守西花厅，负责日常事务处理，自此两个月未能与总理相见。历经不懈的请求，直至1975年12月31日，他才获准探望病情沉重的周恩来总理。

纪东：最后，我们与总理的最后一面是在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点。据医生及他的卫士所述，在那段时间里，总理的意识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就在这一天，总理决定接见我，他的警卫随即来电，催促我尽快赶往。我们抵达时，只见病床上的总理身体已经极度消瘦。

总理轻轻举起他的右手，声音低沉地对我们说道：“你们来了，代我向家里的同志问好，我感到疲惫了，仅此三言。”而这番话语，出自他离世仅一周前的1月8日，那时他才首次吐露心头的疲乏。

观其容后，他再度陷入沉睡。他的护卫向我言道，你们实属幸运，老人家在与你们交谈之际，神智格外清醒。总理自己亦曾感叹，“文化大革命”使我少了多少光阴。这便是我最后一次与周总理的见面。